[导读]： 　韦俊律师，南宁家庭遗产纠纷律师,现执业于广西助力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

　韦俊律师，南宁家庭遗产纠纷律师,现执业于广西助力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效忠“规则”

效忠规则 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成文法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立法者在创造完其作品--成文法后，他便已死去，成文法的意义只能寄附在

效忠;规则;

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成文法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立法者在创造完其作品--成文法后，他便已死去，成文法的意义只能寄附在文本中，由解释者去阐释陈金钊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西方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长期困惑法学家们的一个热点问题。;

19世纪欧洲大陆的法典理论使得法院成为一种司法自动售货机。这种必不可少的机器已用立法或已经接受的法律原则事先准备好。一个法官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案件事实从上面放进去，并从下面取出判决庞德

法律与道德，自由与秩序是法学上永恒的命题。法律与道德是否存在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能否并行不悖法的安定性与社会妥当性之间的张力如何调和法院在水火不容的价值冲突之中到底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抑或道学家，个人自由的捍卫者还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泸州遗赠纠纷案将现代法治的这种紧张关系凸显出来，学者们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以从不同视角予以审视和思考。媒体的关注与炒作更使之招谤惹讼，沸沸扬扬，抛开;第三者;、;包二奶;等敏感的大众话题，对于我们这个正在法治之路上上下求索的转型中的社会而言，这个;公序良俗第一案;或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示某著名法律网编者按

对于一名法律人来说，身处现今的中国，可谓是一件有趣而又苦恼的事了。我们既可以目睹法制一日千里的飞速跃进之大好形势，又可经常听闻一些;骇人听闻;的;法制;怪现状。有趣的是增长了见识，苦恼的是我们自己也迷失其中，找不到方向。 最近，在一次法律诊所的课上，与人讨论有关律师职业要求与社会道德的问题，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作为一名律师应该做的是服从社会道德，甚至有人提出要将自己的被代理人投诉至相关部门，使其败诉……这或许不能作为目前中国法制的一个普遍性，但它确实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些整日接受中国法制最好教育的高才生们，在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上的答案，至少反映了目前中国法制的一种可怕的倾向。即在法律事实面前，更多的是;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使自己成为;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而彻彻底底地忘记自己法律人中立、理性的要求。其结果便是导演一幕幕令;人;苦涩乏味的;道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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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泸州这件遗赠纠纷案，便是这么一个新情况下涌现的新矛盾，也是这么一件颇令人回味的;道德案;。对于此案，相信稍关注时事的人，就会注意到;仁人志士;对它的热切关注。不仅各大媒体对其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到 ，而且学者、法律实务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加入到了这个案件的讨论中来。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仔细分析基本可以概括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判决是法官在法律出现明显的漏洞时，运用其自由裁量权，适用民法通则原则，依据公序良俗和法律的整体精神，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结果。;与此相反的是，认为;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究竟谁的更有理，我认为是不能光比;谁的声音更大;，而要看谁更有道理。申言之，就是谁的说法更有法律依据。

法律的冲突

对于黄学宾的行为是否为遗赠行为，即以遗嘱的方式表示在其死后将其遗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法律行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首先看黄学宾设立遗赠的行为是否有效。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就从正面规定了我国公民有设立遗赠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又从反面规定遗赠设立的效力问题，如遗赠是通过设立遗嘱的方式进行的，《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持必要的遗产份额。;如果设定遗赠的遗嘱违反了这一规定，遗赠便因为违反法律无效。同时，法律也不允许遗赠人通过遗赠的手段来逃避其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应该归还的债务，所以如果有逃避税款或者债务的情况，则遗赠也无效。在本案中，并没有存在上述的问题，黄学宾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时，出于与张学英同居生活多年的缘由，故将自己的财产部分遗赠给张学英，这符合我国《继承法》16条的规定，即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同时，黄学宾并没有将自己财产的全部都给张学英，而是留了一部分给自己的结发妻子，故这里也不存在违反;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持必要的遗产份额;。所以，综合来看，黄学宾设立遗赠的行为有效。

其次，再来看黄学宾设定遗赠的形式遗嘱的有效性。因为遗赠是通过遗嘱设定的，则遗嘱的有效是遗赠有效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按照我国《继承法》第22条的规定，遗嘱的有效要件为：立遗嘱人具有遗嘱能力；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不得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必要的继承份额；遗嘱处分的财产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遗嘱的内容合法；遗嘱的形式有效。根据上述的有效要件，我们一一对应考察案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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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黄学宾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其设定遗嘱的时候并没有发生昏迷等情况，因此遗嘱人应该有遗嘱能力。同时遗嘱也的确是遗嘱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欺骗、胁迫或者伪造、篡改、遗嘱的情况。而且案件当中没有存在取消缺乏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情况。处分的财产在报道中也明确的表明是;自己那份财产;。遗嘱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遗嘱的形式是公证遗嘱。我国《继承法》第17条第1款承认了公证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同时第20条第3款规定了公证遗嘱与其他形式设定的遗嘱的效力次序问题：;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在本案中，黄学宾的遗嘱是通过纳溪区公证机关公正过的，因此应当具有完全的可信性。由此判断：黄学宾的遗嘱是完全有效的。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张是否有得到遗赠的权利。我国《继承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受遗赠权消灭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比照继承权丧失的原因来看待这个问题。《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但是在本案中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则不应该剥夺张学英的受遗赠权。

由以上的种种情况表明，如果单纯的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讲，张学英是能够得到遗赠的财产的。对于张学英诉请法院要求执行遗嘱，是应该予以支持的。

但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黄学宾与张学英的关系是不正当的关系，因而黄的行为不合法。因为黄学宾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故其所立遗嘱无效。二审法院基于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张学英的上诉。

在这里，法院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即黄学宾和张学英两人在一方存在配偶的情况下同居，是一种违法行为，两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德。而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作为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法，《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可谓是我国民事活动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说，民法的基本原则是统帅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指导思想，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的法律规则。这种普遍约束力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应该遵循基本原则；按照基本原则从事民事活动；违反了基本原则的民事活动，当事人要承担民事，依法受到民事法律规范的制裁。在民事活动当中应该贯彻基本原则的精神，婚姻法和继承法作为民法之下的特别法，也应受到民法的普遍性指导，即不得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张学英要求获得遗赠的行为，既受继承法的规制，又应该受到民法的规制。因此，纳溪区法院援引了《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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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它在这里的判决获得民事活动最基本法的支持，而且主观动机也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但须不知，在这里法院是混淆了两个概念，既本案需要判决的是张学英有没有根基黄学宾的遗嘱享有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张学英和黄学宾的关系是否道德和违法。法院在本案中，虽然为支持自己的观点，维护所谓的社会的公德，搬出了上位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并且冠冕堂皇的美其名曰;解释法律;，但仔细考量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法律人的职责是什么这是目前所有中国法律人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案中法官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维护社会的正义。当然是如此，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维护社会正义，即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维护正义。目前，我国司法界的一种倾向是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即道德正义。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完全符合法律的本质，而且也是符合每一个普通民众善良而公正的心的。在本案中，泸州地区法院就是这种心态。他们判断一个案子是否有理由，首先不是看它有没有法律的依据，而是首先用自己的;善良;感情来掂量下它背后的道德因素。然后，在社会舆论和自己道德驱使下，认为张黄两人非法同居，破坏他人合法幸福婚姻，这种行为不道德，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因而，他们判决本案时，完全抛弃了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而;舍近求远;找了一条似乎还说得过去的基本原则来判决案件。我们姑且先不讨论法院的这种适用法律正不正确，但就它的这种法律思维、办案风格就是应该受到否定的。司法作为社会的救济工具，最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它并不需要积极主动的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而只是当发生纠纷时，就当事人的诉求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合法的裁判。而且这种裁判也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中的争锋对抗上，即要求更有理、哪一方的证据更有力、哪一方的说理更充分。在这个基础上，法官将胜利判给;听起来更有理;的一方。如果将司法的正义比喻成一条居中于控、辩双方的中线，那么正义的实现就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各自不断的努力而逐渐靠近这条;中间线;，离;中间线;越近，正义就得到越大程度的实现。司法的正义在这里就等同于这种对抗式的争锋，而非某各个人的主动干涉。而本案中的法官包括一部分人都认为，司法的正义要追求;真正意义;的正义，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眼睛盯向案件的背后，即诉讼以外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认为既然张黄两人属于不正常关系，为道德不能容忍，那就应该判定其败诉。这样的观点虽然很符合善良群众正义的心，但在法律公正的角度上是极其荒谬可笑的。这就好比，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只要哪一方说的更感人、更有社会道德，谁就应该获得法律的认可一样。这种将法律建构在道德和个人一时的冲动上的;法制;，显然是没有理解法制，其结果导致整个法律秩序的崩塌，而社会关系的混乱。这样的;公正;其实质并不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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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是不是法官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法律、运用法律的行为呢根据上位法统率下位法的原则，居于民事生活统领的《民法通则》当然是各民事法律的上位原则，即各下位法均不得违反或规避《民法通则》的规定和原则。在本案中，法院适用《民通》第七条原则规范黄某的遗赠行为，似乎是合情合理。但给人的感觉的;杀鸡用了牛刀;。同时，这种法律解释是否在一般民众的合理预料范围之内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否认法官具有解释法律、运用法律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是有充分的限制的。正如卡多佐法官说的那样;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荒芜地带，而不愿看一看那些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全景图。;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作为英美法系的法官们解释、创造法律也是一件多么困难、危险的事。它要本身合法，它又需要合情合理。综合起来，要对现行法律作出;独特;的解释，至少需要符合这几个条件：一是，存在法律适用的漏洞，即没有现行的法律适用要判决的案件。比如说1889年著名的Riggs v. Palmer 案就是一个例子。在一起涉及遗嘱继承的案件遗嘱继承人杀害了被继承人，他是否仍然可以合法继承遗产当时的法律中并无任何明确的禁止或限制，缺少作出否定性判决的形式推理的必要前提。然而，法官通过论理解释和实质推理认为，允许其继承遗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因为任何人都不应从其犯罪行为中获益，否则就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由此案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杀害被继承人的人应当被剥夺继承权，此后，这一规则为世界各国的继承法所确认。二是，对法律的解释必须合情合理，不超出一般民众对此的合理预料。如果一项解释的作出给人的感觉有如天外来客，很显然这种解释违背了法制精神，是失败的。

结合上述要求，我们再来看看，法院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情合理。首先，本案中，并不存在法律漏洞的问题。或许有些人认为，针对黄张两人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并没有就该行为规定相应规定，即一方配偶将财产遗赠给;第三者;是否非法。我认为这完全是;门外汉;的说法，前面已经论述，法律所要规范的并不是道德。道德范围的自然应属于社会道德去规范。本案中，黄学宾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第三者;，完全是自己的权利，法律对此并没有什么限制。并且公民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其本身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自由。又对于一个遗嘱是否有效、遗赠行为是否合法，我国《继承法》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这在前面的论述中也论证了黄某的行为不违法。故认为本案存在法律漏洞问题，而需要法官解释、运用法律的观点站不住脚。其次，法院是一个普通的遗产纠纷案中，搬出《民法通则》第七条基本原则的规定，多少给人突然和意外的感觉。因为，就本案而言，只是一个标的几万元、案情简单清楚的普通诉讼案，又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官并不经常解释法律，而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普通案件，法官们突然抛出一个创意，让人史料不及，超出了人们的合理预想范围。又我国《继承法》对此问题作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们弃而不用，而搬出上位法中的一项抽象原则，好比;杀鸡用牛刀;。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所有的判决中，都会如此运用法律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真是令人;刺激;。最后，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一个问题，在特别法和普通法都同时适用时，很显然应该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在本案中，既然是一个普通的继承案件，《继承法》又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不适用其规定，而要舍近求远搬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呢这显然是不合理和违反常规的。

效忠规则 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成文法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立法者在创造完其作品--成文法后，他便已死去，成文法的意义只能寄附在

最后，一些人可能反对我这种严格适用法律的观点，认为;如果法律和道德发生了冲突，则只能是一声叹息，说一句这是法律的规定。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自认为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在审判时只能够适用法律，不能够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但殊不知他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是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但我想说的是，法律人的最大原则就是对规则效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因为任何试图调节所谓的正义的尝试，实践证明都是对法制的破坏。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建构在人的道德之上的法制是真正的法制。我们认为制度的完善与公平才是真正的正义。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本文着重探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不同的财产继承形式对家庭结构、婚姻状况、迁移流动等基本人口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从而对中西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财产继承与

　　本文着重探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不同的财产继承形式对家庭结构、婚姻状况、迁移流动等基本人口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从而对中西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财产继承与人口的关系角度来剖析中国和西欧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

　　一、简单说明

　　中世纪的概念实际是西方学者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一般认为它始自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亡的公元476年。 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奴隶制结束，封建社会开始逐步形成。而中世纪截止的年代则无固定说法。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它没有具体的结束时点。有的学者指出：如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发展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末期为16世纪和17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这个时期是欧洲封建制度迅速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因素形成的时期。其突出标志是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我们认为，欧洲的中世纪实际是欧洲封建社会形成、发展以至瓦解的历史时期，属于欧洲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也不尽一致。我们这里所说的欧洲中世纪传统社会实际涵盖欧洲，特别是西欧整个封建社会。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本文所论及的西欧范围主要指英、法、德和比利时、荷兰等国家。

　　严格来讲，欧洲的中世纪并不与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划分相对应。因为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延续了至少950余年。 具体说来，公元476年的中国已进入南北朝时期。当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在16、17世纪开始瓦解之时，中国尚在明王朝统治时期。至17世纪中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才刚刚建立，距离灭亡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由此给人们的直观感觉是：中国封建社会较西欧建立早，延续时间长。很显然，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线条相对清晰的中世纪时代。同时也要指出，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年代也只有一个大致的看法。有鉴于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世纪;是一种借用，只是说有一个共同的起始点，而无共同截止时间;确切些说，二者的结束时间都在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解体之际。

　　二、中国和西欧财产继承制度比较

　　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的财产继承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的。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财产继承以诸子均分为主，而西欧则以诸子中一人继承为主。更进一步讲，中国的财产继承是父系全部财产的彻底均分，而西欧则流行土地财产的不可分割继承，动产和现金财产的可分割继承。由此，在中国，私有财产具有较完整的意义。除了个别王朝在建国初实行有条件的均分土地政策外，大部分时期，耕地中的主要部分为私人所拥有，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合一的。由于没有外界掣肘父家长对家庭财产的分配，均分是可能采取的最理想方式。只有这样，才可将财产继承中的家庭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当然，均分财产制也同中国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认识和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而西欧在中世纪，土地的分封制使产权和使用权分离。这不仅对农奴、佃农如此，对较低层的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土地占有者和使用者有权终身乃至世代拥有土地，却不可将其分割继承。可以说，这是西欧土地财产继承采用单一继承人制度的根本原因。西欧家庭动产的可分割继承甚至平均继承又显示出与中国相似的一面。不过，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来源。由于西欧土地可以世袭相传，这意味着谁获得了土地，谁就获得了家庭的主要财富。这在平民家庭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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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财产继承强调男系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因而可以说，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财产继承之外。如果将财产继承与家庭、家族祭祀制度联系在一起则更是如此。西欧的财产继承过程中虽然也有重男倾向，但对女性不完全排斥。西欧这方面的重男意识主要基于两点：一是男性在农耕社会中的地位较女性重要;二是在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男性是军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特别是在贵族社会，财产继承是与军事义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世纪中后期，军事义务的直接承担同财产继承有所脱离，即不能参加军事行动的妇女只要有人顶替她出征也有资格继承财产。在平民社会中，没有男性子嗣的家庭，妇女可以完全继承家产，并且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予以限制。

　　中国财产继承的时间确立比较模糊，即具体的财产代际转移在什么时候完成并不清楚。父家长的主观愿望或个人意志起较大作用。因而造成了财产继承时均分制的有序与代际转移时间的不可预测所形成的无序。父权制由此而更加强了。在西欧，财产继承的时间确立比较明确，或在继承人结婚之际，或在父母一方去世之时。有的则以立遗嘱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些都表明，西欧的财产继承基本上在两代之间即予完成。父权制大家庭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三、财产继承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财产继承实际上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继承。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能力，进而必然对一个区域人口发展产生影响。具体来讲，财产继承对家庭、婚姻、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都有明显的制约或促进作用。由于西欧和中国基本上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财产继承类型发展，因而其影响表现也有差异。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予以分析比较。

　　财产继承对西欧、中国家庭结构的影响

　　1.西欧的家庭结构

　　根据不可分财产继承原则，家庭主要财产由一个子女来继承，不具有继承权的子女可以继续生活在父母家中，但却没有在这个家中结婚的权利。只有获得继承权的子女才允许在父母家中结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直系家庭占有一定比例。由此构成父母、未婚子女和一个已有继承权的已婚儿子的居住形式。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往往被鼓励出外谋生、创业，以便获得结婚的物质条件。他们所组成的绝大多数是核心家庭。相对来说，没有继承权的子女比例要高于有继承权者。所以，西欧社会中，简单家庭占绝大多数。

　　一些学者指出，在西欧中世纪，无论在时间上向后追溯多远，核心家庭都是极其普遍的。特别是在英国、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核心家庭具有压倒的优势。下表对此有一定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简单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同孩子组成。扩大家庭包括一个已婚夫妇除了子女外再加上一个或多个亲戚。复合家庭指两个或多个由亲缘关系或婚姻相连的家庭单位。其他为不清楚部分。实际上讲，这些家庭可概括为核心和直系家庭两类。

　　另外，我们从家庭的代际关系上，可对西欧国家的家庭结构作以下分析。

　　西欧主要地区代际关系

　　地区　　　　　　　　年代　　一代户%　　二代户%　　三代以上户%

　　英格兰35个社区　15991821　 25.1　　　 69.2　　　　 5.7

　　比利时:Lisswege　 1739　　　 13.9　　　 83.3　　　　 2.9

　　法国:Hallines　　 1773　　　　 13　　　　 77　　　　　 9

　　德国:Grossenmeer　1795　　　 12.6　　　 70.1　　　　17.3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上引两表都反映出，在西欧，由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与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绝大多数。而从绝对比例上看，三代以上的直系家庭显得较少。如果结合单一子女继承财产的情况则更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平均若有3个子女，从继承比例上讲则有1 /3的人获得继承权，并进而结婚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如果继承者生育及时，三代以上的直系家庭保持20%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同时也应看到，西欧的财产继承多发生在父母年老退休时，或一方死亡之时。如果考虑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口预期寿命较低这一事实。一个这样的家庭即使能保持三代同居，从时间上讲也是短暂的。所以，许多西欧家庭史学者认为，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三代直系家庭很少。或者说，在家庭发展过程中，直系家庭将形成核心家庭几次。一个孩子出生时可能是在直系家庭，当其长大一点时，他则可能仅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因为祖父母已经去世。即使有叔叔、姑姑，这时已经搬出去了。, Oxford Uni. Press, 1993，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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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西欧不可分割财产继承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表现在，较大比例的子女因无继承权而离开父母家庭。在若干年后，他们组成的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而留在家中继承财产的子女虽有条件组成直系家庭，然而却是一个维系时间短暂的直系家庭。

　　2.中国的家庭结构

　　财产继承对中国中世纪的家庭结构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均分制决定了中国的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能力和裂变能力。一个家庭的的解体常常可以同时产生出数个小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核心家庭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理应是占主流的家庭形态。在中国中世纪的早期，我们即见到这种记载：;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入家而五矣;。兄弟异计、父子殊产意为兄弟、父子建立了以各自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单位。如按比例折算，则有5070%的家庭为核心家庭。当然，我们不能说，在以后历史时期核心家庭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因为比较精确的统计资料甚少。至清代，袁枚说：;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不养;则意味着不在一个家庭单位生活。换句话说，当时的父子、兄弟分居的小家庭;比比也;。

　　另一方面，均分制下的财产继承时间受到限制。即父家长并不会依照子女的愿望而适时均分。这里的父家长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祖父，也可能是辈分更长者，还可能是兄长。他们往往从维护家庭的形式完整出发，试图抑制子弟的分产继承愿望。所以在中世纪以来的各个时代，都有一定数量的三代、四代、五代同居者，由此构成扩大家庭、复合家庭，甚至家族式大家庭。因而在中国财产继承上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子弟可以享受均分制的结果，却无权决定均分制实施的时间。这就决定了直系和复合型的大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比例。这与西欧社会有很大不同。还应看到，由于均分制下的时间选择富有弹性，那些子女多的家庭，特别是富裕家庭，基本上都要经历一个复合家庭阶段。就我们所接触的资料来看，有产家庭的父家长或其他长辈一般把均分财产的时间选择在子女基本上都已婚配、有独立生活能力之后。由于子弟婚配有先后之别，先结婚者将不得不在父母家中多生活一段时间，以等待其他人婚姻完成。这个等待时间就是直系和复合家庭保持的时间。

　　关于中国中世纪家庭结构的比例构成，统计记录较少反映，特别是缺少具有全国意义的反映。许檀曾对19世纪后半叶山东宁海州的家庭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该地核心家庭约占总户数的35.5%，直系家庭占29.4%，复合家庭占33.0%，残缺家庭为2.0%。 其中的复合家庭比例显得较高。这可能代表了北方较富庶地区的状况。南方或贫困地区恐帕没有如此高的比例。笔者曾根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和《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所收一史馆刑科题本中167例有家庭结构记载的案件进行分析，其中直系家庭有39个，占23.35%;复合家庭3个，占1.8%;核心家庭85个，占51.50%;一人户9个，占5.39%;残缺家庭30个，占17.96%。这些人的身份有雇工， 也有雇主;有佃农，也有佃主。这一统计中，复合家庭则显得较低。因而对中世纪中国的家庭结构有待进一步研究。

　　荷兰绅士家庭的男女结婚也很晚。从15001629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在25.831.3岁之间，女性在2328岁之间。, Greenwood Rress, New York，1987年，第36页。)

本文着重探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不同的财产继承形式对家庭结构、婚姻状况、迁移流动等基本人口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从而对中西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财产继承与